民国双峰：陈寅恪与傅斯年（41）著书立说（上）

发布日期：2024-10-14 09:33    点击次数：153

早在1953年，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代的学生、时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给陈氏寄来一部长篇弹词《再生缘》。

此书，乃清乾隆年间，浙江钱塘才女陈端生所著之长篇弹词小说，所叙内容为元成宗时尚书之女孟丽君与都督之子皇甫少华的悲欢离合的故事。

其中，青年女子孟丽君乔扮男装，一波三折中状元做宰相，最后，在各种阴谋与阳谋的合力夹击下左冲右突，总是难以突出男性社会的桎梏与圈套。

但是，陈端生只写到十七卷，未完成全稿即殒命，后由另一才女梁楚生与其夫许宗彦续作三卷终结，故后世流传的本子共二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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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弹词小说，是兴行于中国南方的讲唱文学，其渊源系由唐代变文、宋代话本、元代杂剧、明代小说诸种文体汇合演变而来。

其中，散文叙述较少，韵文皆为七言，有类长诗中的排律。因文字通俗，一向不登大雅之堂，文人学者对此类独弹词七字唱之体，颇为鄙视。

这一好恶在陈寅恪青少年时期同样有所体现，陈氏说：

“寅恪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独弹词七字唱之体则略知其内容大意后，辄弃去不复观览，盖厌恶其繁复冗长也。”

但是，其自“中岁以后，研治元白长庆体诗，穷其流变，广涉唐五代俗讲之文，于弹词七字唱之体，益复有所心会”。

以至，到了衰年病目之日，“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证其本末，草成此文。承平豢养，无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尔”。

此为陈寅恪在孤独的生命之旅，接触和决心考证《再生缘》的心曲。

自1953年9月，病弱目盲的陈寅恪在授课之余，正式开始《论再生缘》的研究与创作。

其过程是先由黄萱诵读，陈氏逐句逐段琢磨思考，每需查找资料，便由黄萱连同陈寅恪的弟子们相助，而后，在辨别材料真伪的基础上，构思成文，口述于助手黄萱。

对于这段经历，黄萱回忆说：

“他的文章取材广阔，每篇都是经过一丝不苟地考虑、缜密精心地结构才口授给我笔录的。虽然这样郑重其事，还要屡经修改、补充。”

如此循序渐进，一部六万多字的书稿花半年时间撰写完成。

陈寅恪的《论再生缘》，内容主要涉及以下三点：

一、考证著者陈端生及续者梁楚生两位才女的身世、家庭背景、环境及作（续）《再生缘》的年代地点；

二、论述《再生缘》的内容思想和艺术价值；

三、陈氏本人对《再生缘》的感想。

陈寅恪认为：要了解一部名著或一篇名作的思想艺术，最重要的是先了解作者的生平和所处时代环境。古代的诗词歌赋如是，小说更是如此。

中国的许多小说，因为过去被士大夫阶层轻视，作者大都不传或生平无可考。

如《水浒》这一部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小说，其作者到底是罗贯中还是施耐庵，无从确切地知道（考证者多认为是施耐庵，胡适弟子罗尔纲考证是罗贯中，又有人考证为施耐庵、罗贯中合著）。

又如，《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在胡适的考证结果发表之前，无人知道曹氏的家世和身份，因而，出现了言人人殊、牵强附会的臆说。

假如没有明末文人学者如徐文长、袁中郎、李卓吾、钟伯敬、金圣叹等人，自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注意、认识、开掘、评点和推广，像《水浒》《三国演义》《西厢记》等文学戏曲的珍珠美玉，纵然已在民间广泛流传，亦不会在知识分子中得到应有的地位和评价。

同样，像《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等优秀小说，如不经新文学运动时期胡适等人的考证和提倡，亦不会选入学校课本，作为中国语文的典范加以普及推广，并且，作为中华民族文学的瑰宝深入人心。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缘由，当蔡元培去世、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在重庆选举院长时，陈寅恪才竭力推荐胡适继任，并提出了“胡适之对于中国的几部小说的研究和考证的文章，在国外学术界是很有影响”的理由。

而如今，陈寅恪欲对《再生缘》进行考证，正是不甘于这部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被知识界所忽视，令其艺术价值长期湮没。

他要发前人未发之覆，从历史的岚烟雾海中，把《再生缘》打捞出来，还其真实面目，令民族文化瑰宝放出应有的光彩。

当然，陈寅恪对《再生缘》之论，绝不是专做考证家的文章，为考证而考证。他在考证的同时，贯穿着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是现代学者对历史往事的追述，更是对当世环境和民族文化兴废的感痛与哀叹。

对于《再生缘》的价值，陈氏做了这样的评价：

“年来读史，于知人论事之旨稍有所得，遂取《再生缘》之书，与陈端生个人身世之可考见者相参会，钩索乾隆朝史事之沉隐，玩味《再生缘》文词之优美，然后恍然知《再生缘》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而陈端生亦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

所谓“思想最超越”，即陈端生对世俗命运的抗争，特别是一个弱女子以自尊和强悍的作风，穷尽心力摆脱男权社会强加于自己身上的桎梏。

然“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

这些非议中，夹杂了声嘶力竭的指斥与诅骂：如“习成骄傲凌夫子，目无姑舅乱胡行”，“竟将那，劬劳天性一时捐。阅当金殿辞朝际，辱父欺君太觉偏”等。

对著中人物不见容时代的悲怆命运，陈寅恪以伤感的语调发出了哀惋的慨叹：

“噫！中国当日智识界之女性，大别之，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专职中馈酒食之管家主婆。第二类为忙于往来酬酢之交际花。至于第三类，则为端生心中之孟丽君，即其本身之写照，亦即杜少陵所谓'世人皆欲杀’者。

前此二类滔滔皆是，而第三类恐止端生一人或极少数人而已。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代，其遭逢困厄，声名湮没，又何足异哉！又何足异哉！”

此处明白地指出，自由及自尊之思想，不能为世所容。《再生缘》中的主角孟丽君，就是作者陈端生本人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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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端生画像 图片来自网络

而陈端生的遭际又何尝不是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自身的投影？其字里行间显示着陈氏为时代和时人所不容的内心苦痛。

抚今追昔，不免怅然，陈寅恪为此发出了足以警世的愤慨之语：

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

……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

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

陈氏强调自由思想的重要乃普世真理，有自由之思想，才能有优美的文学和真正的学术，而世人竟不知，或竟完全抛弃，自是愚不可及。

陈寅恪道出这个已被历史检验的事实，显然有借古讽今的意味。表面上，考证一部古代弹词，实在是陈寅恪向世人泣诉自己的遭遇和知识分子的命运。

而更令陈寅恪感慨万千的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世道人心已随社会环境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民族文化中优秀的懿德敦敏传统已不复存在。

当《再生缘》书中讲到端生的妹妹长生不忘怀端生一段时，陈氏更是悲从中来，谓：

“观其于织素图感伤眷恋，不忘怀端生者如此，可谓非以势利居心，言行相符者矣。呜呼！常人在忧患颠沛之中，往往四海无依，六亲不认，而绘影阁主人于茫茫天壤间，得此一妹，亦可稍慰欤？”

陈端生本身既无犯罪受过，虽在忧患之中，六亲何至不认？这分明是陈寅恪为自己的遭遇，伤怀感叹，心中迸发出的愤懑不平之音。

陈端生只用三年时间便写就《再生缘》十六卷，遂以母病剧辍写，时为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端生年仅二十岁。

十二年后，方始续写第十七卷，而这一卷竟因其身心及环境变迁费了十一个月光阴，且卒非全璧，遗憾无穷。对此，陈寅恪深为感慨，说道：

今观第壹柒卷之文字，其风趣不减于前此之十六卷，而凄凉感慨，反似过之。则非“江淹才尽”，乃是“庾信文章老更成”，抑又可知也。

陈寅恪自注曰：

庾信哀江南赋云：“天道周星，物极不反。”盖子山谓岁星十二年一周天，人事亦当如之。今既不然，可悲甚矣。端生云：“悠悠十二年来事，尽在明堂一醉间。”

又云：

“岁次甲辰春二月，芸窗重写再生缘。”自再生缘十六卷写完，至第壹柒卷续写，其间已历十二年之久，天道如此，人事宜然。

此端生之所以于第壹柒卷之首，开宗明义即云：“搔首呼天欲问天。问天天道可能还。”

古典今情合为一语，其才思之超越固不可及，而平日于子山之文，深有解会，即此可见。寅恪读再生缘，自谓颇能识作者之用心，非泛引杜句，以虚词赞美也。

端生的丈夫被罪发往新疆伊犁，未被释回，因有端生如此之慨。岁星十二年一周天，人事为何不能复返？庾信（字子山）家国之感，端生身世之悲，诚然如此。

陈寅恪谓端生“古典今情合为一语”，除了夫子自道其心情，还向世人暗示自己之考证《再生缘》，并非江郎才尽，而是才思不绝，风骨不减，寅恪“文章老更成”。

在文章的末尾，陈寅恪自叹道：“所至感者，则衰病流离，撰文授学，身虽同于赵庄负鼓之盲翁，事则等于广州弹弦之瞽女。荣启期之乐未解其何乐，汪容甫之幸亦不知其何幸也。

偶听读再生缘，深感陈端生之身世，因草此文，并赋两诗，附于篇末，后之览者当亦有感于斯欤？”

诗曰：

一

地变天荒总未知，独听凤纸写相思。

高楼秋夜灯前泪，异代春闺梦里词。

绝世才华偏命薄，戍边离恨更归迟。

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

二

一卷悲吟墨尚新，当时恩怨久成尘。

上清自惜伤沦谪，下里何人喻苦辛。

彤管声名终寂寂，青丘金鼓又振振。

《再生缘》间叙争战事。论诗我亦弹词体，寅恪昔年撰王观堂先生挽词，述清代光宣以来事，论者比之于七字唱也。怅望千秋泪湿巾。

“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这是陈寅恪对全篇的总结，也是他晚年心境和志趣、风骨的映射。

1954年2月末，《论再生缘》几经修改终于定稿，中国文化史上又一座里程碑式的篇章就此奠定。

过去的岁月，无论是在清华园还是颠沛流离于西南之地，陈寅恪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请自己的夫人题写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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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陈家自刊油印线装本《论再生缘》封面

《论再生缘》完成了，封面依然由唐筼题写。只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部闪耀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灵光的稀世珍品，当局不予正式出版，陈寅恪只能自己出资请人用蜡版刻印若干册，分送友人，以示志念。

就在陈寅恪于岭南闭门写作《论再生缘》之时，产生了一个插曲，即远在北京的郭沫若仍然对他“惦念不忘”，并于1954年初有亲笔信致送。

此前，曾赴穗拜谒陈寅恪并留居陈家十余日的原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时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的蒋天枢，在后来编辑出版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癸巳一九五三年”条，做了如下记载：

在广州时，已闻师言，有人促返北京。

阴历一月，北京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有书来，先生复书如下：

沫若先生左右：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六日手示敬悉。尊意殷拳，自当勉副。寅恪现仍从事于史学之研究及著述，将来如有需要及稍获成绩，应即随时函告并求教正也。专此奉复敬颂著祺。

陈寅恪敬启

一九五四年一月廿三日

“此信据师母手写底稿。以复信时间计，疑与明年春迎先生去京事有关。惜未郭原信，无由推知其详。”

全信连同款署年，只有八十八个字，约相当于后世一条微博长度的三分之二。

郭沫若“尊意殷拳”的手书篇幅与字数，已不可知，但从陈寅恪信中明显带有敷衍的语气看，似不会太长，而就事实上，二人身份、地位、交情以及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推断，亦不可能太长。

除了例行的客套，应是点到为止。陈寅恪回信亦是如此，惜墨如金的八十八个字不但未回应“促返北京”的好意，且就自己全力以赴撰写的《论再生缘》一事，亦未透露半点儿风声。

这一态度，再次显示了陈寅恪避居岭南，潜心学术以度晚年的决绝心境。

对于撰写这部大著的缘起，陈寅恪曾提及少年时在南昌居住期间，一日，偶随父亲散原老人夜逛书肆，购得尚有钱牧斋（谦益）序文之《吴梅村集》，读之竟至入迷，经年不忘。

后来，陈氏对文学兴趣大增，并致力于钱此后，时年六十五岁的陈寅恪又强撑病体，开始撰写晚年最重要的一部大作《钱柳因缘诗释证稿》，也就是后来轰动海内外的大著《柳如是别传》。

谦益与柳如是因缘关系研究。许多年后，陈寅恪于抗战逃死之际，在昆明偶得常熟白茆港钱氏故园中红豆一粒，再次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

倏忽二十年过去，渐入老境的陈寅恪在肉体与精神陷入无限痛楚之中时，藏置箧笥的一枚红豆，触及了蛰伏于心中的相思之泪与追述之门。

由钱柳因缘继之想到了明末清初宁死不屈的一代奇女子柳如是，柳氏的光芒灼亮了陈氏的心胸，柳如是成了陈寅恪精神的寄托和心灵的慰藉，躁动于心中的情感岩浆由此狂泄而出，洋洋八十余万言就此开篇。

由一粒红豆而想到钱谦益，由钱柳因缘想到柳如是，最后的笔墨与情感，着重放在了世俗眼中烟花女子柳如是身上。

对于这一演变，陈寅恪有自己的解释：

“牧斋事迹具载明清两朝国史及私家著述，固有缺误，然尚多可考。至于河东君本末则不仅散在明清间人著述，以列入乾隆朝违碍书目中之故，多已亡佚不可得见。

即诸家诗文笔记之有关河东君，而不在禁毁书籍之内者，亦大抵简略错误，抄袭雷同。纵使出于同时作者，亦多有意讳饰诋诬，更加以后代人无知之虚妄揣测，故世所传河东君之事迹，多非真实，殊有待发之覆。

今撰此书，专考证河东君之本末，而取牧斋事迹之有关者附之，以免喧宾夺主之嫌。”

《柳如是别传》堪称陈寅恪晚年学术生涯中“发覆”的“典范”之作。

如陈氏所言，对于“才学智侠”俱全的柳如是这样一位民间的奇女子，其身世之所以不彰，正是因为“当时迂腐者”和“后世轻薄者”的讳饰诋诬与虚妄揣测，导致人事全非，声名湮没。

因此，陈寅恪发出了“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的感叹，立志“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情”。

陈氏对著述结构和内容如此安排，除了柳如是本身有“待发之覆”的材料之多，以及陈氏对柳氏“情有独钟”，认为是可以与自己在心灵深处对话交流之人外，还有为钱柳二人翻案的意图。

在以往历史叙述的语境中，柳如是不过是明末清初一个倚门卖笑的烟花女子，钱牧斋更是卑鄙无耻的下流人物。

1931年5月，傅斯年在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封面上题了如下的几句话：“此老行事奇丑，斯文之耻辱，人伦之败类也。然卅载风流，数朝掌故，其书固不可删，存之益彰其丑焉。”

从傅氏尖刻的言辞中，可见知识分子阶层对钱氏的普遍态度。

陈寅恪在对钱柳著述“发覆”之后，肯定了柳如是乃一位具有民族大义，有气节、有主见的忠烈才女。而柳如是被厚诬、封杀、讹传、扭曲的生命形态，十分类似于现代中国翻天覆地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文化自身的历史与命运。

因而，陈氏的发覆祛疑之功，透过为钱柳二人辩诬洗冤的表层，暗含为中国文化在现代的历史命运清洗烦冤、发覆祛疑的深意。

只是，限于当时的环境，陈寅恪不得不隐晦地表明，钱氏同样是一个“反清复明”运动的中坚人物，而把主角和表彰的光亮更多地移于柳如是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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